龚龑评《牛津英国史》︱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新译本的遗憾

《牛津英国史》,[英] 肯尼思·O. 摩根著,方光荣译,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,688页,138.8元

英国学者摩根(Kenneth O. Morgan)主编的《牛津英国史》(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),面世已经三十五年了,其间多次重印,2000年和2009年又曾修订、扩充。《牛津英国史》兼有插图版和无插图版,市面上前者居多。另外,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通识丛书(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ooks)中的英国断代史系列,大多分册出自这本《牛津英国史》里的相关章节,比如《中世纪英国》分册就是《牛津英国史》第三和第四章合并而成的,《19世纪英国》分册则是由《牛津英国史》的第八和第九章连缀起来的。

199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在国内第一个中文译本,最初书名为《牛津英国通史》。中国读者得感谢爱丁堡大学的狄金思教授的推荐,更要感谢南京大学八位学者的联袂翻译。这些学者多是英国史方向的专家,译文比较准确,虽然各章的翻译水平参差不齐。2007年,外研社又推出一个添加注释但不带插图的英文版《牛津英国史》。似乎这些还不能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,稍后外研社策划的“英汉双语百科书系”,又大量引入了上面提到的牛津“通识丛书”中的英国断代史系列,目前已经译出其中五个历史时期的分册。外研社的各分册译本,英汉前后对照,读者用来更趁手。几位译者大多专攻英国文学,可见文史不分家。有的译本添加了大量注释,个别地方,还指出了英文作者的笔误。

考虑到《牛津英国史》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,这些投入是必要的。而且,外研社译本的确弥补了商务版遗留下的“历史”问题。举一个例子,《18世纪英国》分册,某章节的英文标题是The Making of Middle England,商务版译为“中部英格兰的形成”,外研社的则是“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”,显然后者更符合原意。当然,也有一些疏忽,两书都没有纠正过来。比如,十八世纪英国部分的另一标题,Industry and Idleness,商务版译为“工业和失业”,外研社是“工业和赋闲”,措辞略有变化。其实,作者朗福德(Paul Langford)在这里借用了当时英国著名画家霍加斯的作品标题,可以翻译成“勤勉与懒散”。这一部分先列举水陆交通、城乡等各方面的“改良”(improvements),再来论述贫穷、犯罪等问题以及政府和教会的应对举措,实在和“工业”没太有关系。朗福德后来将《牛津英国史》的相关部分(也就是第七章),拓展成了八百多页的著作《温文尔雅的经商之民》(1989),这本书的第四章再次使用“勤勉与懒散”这个标题,还为此配了一幅漫画版的霍加斯原作:织机旁站着两个学徒,一个兢兢业业,另一个无所事事。

近来得知,摩根主编的《牛津英国史》又有新译本面世(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,译者为方光荣,以下提及的具体页码,均出自这个版本,简称方译本)。赶紧购得一册,对照原著,验证自己的理解。看到“工业与闲暇”的标题,不免有些失望。接着再挑几个标题,大吃一惊,不仅没有进一步“纠错”,反倒生出不少新的谬误。方译《牛津英国史》第341页的标题,“知更鸟统治的兴起”,英文是The Rise of Robinocracy,商务版和外研社版的翻译均准确,并且添加了相关注释。Robin是当时首相的昵称,全名叫罗伯特·沃波尔(Robert Walpole),Robin之于Robert,犹如Will之于William。顺手再指出几处错误。方译本第238页的标题,“王室少数”,原文是Royal Minority,意思是“君主年幼”,指爱德华六世冲龄即位。方译本第275页,讨论伊丽莎白时代的诸种问题,其中所谓“法院贪腐的横行”,此处“法院”的英文是 court,应译作“宫廷”。方译本第109页,Bastard Feudalism被翻译成“可恶的封建主义”。这是一个学术用语,外研社的译文是“亚封建主义”,并给了注释,处理恰当。这个词指中世纪晚期的封建主义,它不再是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君封臣制度,而是转变为以支付现金为条件的扈从制。不妨直译为“变种的封建主义”。

在方译《牛津英国史》中,同一个词,有的地方翻译正确,换了一处,却译错了。比如第324和325页,译者用了“乡村党派”和“乡村意识形态”等说法;“乡村”的原文是country,理解无误,但是到了第341页,却成了“国家辉格党人”。Court和前面提到的Country,都是英国十七世纪历史的重要词汇。宫廷党和中央政府相涉,乡村党和地方权力精英牵连,“宫廷”和“乡村”,“在朝”和“在野”,逐渐成为政治、心理和道德上的对立物。再来看一个例子,方译本第339页提到“《结社法案》”,到第349页变成了“《公司法》”,译者似乎没有意识到,这两个法令是同一个英文词组,Corporation Act。查理二世复辟后颁布《市政法》,其目的是要求市镇政府机关的供职人员必须采用国教的圣餐仪式。

还有一类失误,顺便提一下。方译本第315页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,译者漏掉了原书的小标题,“君主制的复辟”。更有甚者,方译《牛津英国史》472页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,莫名其妙地插入了三行文字:

不知道译者采用了何种版本。笔者手头的,是2009年的插图修订版,此处配搭了一幅布尔战争时英军安营扎寨的照片,照片下方,有上面的三行诗句,算是对照片的说明。编者摩根在前言中曾说,“这些插图不是孤立的装饰品,也是对关键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的重要资料”。想必译者没将它和正文分开,一并翻译进来了。可即便这样,括号里的“这段诗没头没脑”,究竟来自何处?

我没有通读这个新译本,错误应该远远不止这些。下面以几个英文版《牛津英国史》为基础,选取其中几章来谈谈自己的理解。一部英国史,十个作者撰写,处理手法,迥然有别。中世纪英国由两位作者撰写。中世纪早期部分(1066-1290年),写法较为传统,从征服者威廉到爱德华一世,先按顺序逐个介绍。而中世纪晚期部分(1290-1485年),作者格利菲斯(Ralph A. Griffiths)以“战争”为主线,将庞杂的内容贯穿起来。这部分总共分为四节,第一节标题是:“英格兰的战争,1290-1390年”,第三节,“继续战争,1390-1490年”。如是观之,从《理查二世》到《理查三世》的莎剧,俨然就是一部“战争史”。作者在导论中解释:尽管这段时期充满动荡,但研究者不必总是按着时人的看法和感受来评价历史,“战争也具有创造性的一面,……它赋予了英国人一种敏锐的民族身份感”。果然,最后一节的标题就是,“走向民族统一”。

在2000年的“修订版”《牛津英国史》中,盖伊(John Guy)的都铎王朝部分改动最大。作者添加了六七个章节标题,将“宗教改革”和“反宗教改革”的主题,很自然地融入君主叙事中;另外,伊丽莎白时期原来是一节,现在分三个章节论述,层次更清晰。盖伊以为,历来史家评论玛丽女王,往往有欠公允。他提供了一个细节,通观玛丽和伊丽莎白两朝,火刑受害者的人数,实际不相上下。玛丽也曾试图建立一个“共识的政府”,当时未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化,王位也算稳定。玛丽为何失败呢?1984年版中提到的两个原因,作者已经删改,“修订版”更强调议会的作用。起初,女王试图回归天主教的举措,并未遇到多大阻碍。议会中的世俗地主,对宗教信仰不太关心,完全取消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宗教立法,并重新颁布了宗教异端法。当然,他们唯一的条件是:决不归还1536年以后被没收的教会土地。玛丽女王甚至自掏腰包,为教会赎回了一部分地产。最终的冲突,也是由于大多数议员拒绝罚没八百多名外逃新教徒的地产。作者在这里强调“解散修道院”(方译本为“解散教会”,不够严谨)带来的深远影响。这一事件被某些史学家称为“大掠夺”(the great plunder)。很快,这些财富就被亨利八世散尽了,除了庞大的军事开支,主要分给了世俗地主。大宗地产的转移和重新分配,旧土地贵族的衰落和新乡绅阶层的兴起,这些因素最终引发了下一个世纪的内战。

第五章都铎王朝部分的结尾,专门添加了两个醒目的标题,“【这是】黄金时代么?”,“一个时代的终结”。作者从内政和外交等方面,指出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弊端:寥寥无几的岁入,混乱的地方政府,腐败的宫廷(如卖官鬻爵,出卖专卖权和垄断权等)。最严重的是税收制度的衰落,大臣偷漏税甚为猖獗。王室的土地,分封拍卖殆尽,这就迫使后来者不得不积极改革税收制度,否则无法应对任何战争。作者最后说,这些弊病也许只有等到内战和共和国时期才能得以纠正,显然是为下一章做了铺垫。

接下来的斯图亚特王朝部分,就要来回答英国革命的成因问题。通过阅读莫里尔(John Morrill)的分析,中国读者可以体味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“修正派史学”,他可是个重要的代表人物。这一派斥责辉格派宪政阐释的目的论,同时也抨击社会经济解释的机械决定论。斯通(Lawrence Stone)曾言,解释英国革命的学者,不外乎两类,一类相信它背后有或大或小的原因,另一类则认为,这纯粹是一次“交通事故”。尽管认为“交通事故”的比喻不太恰当,莫里尔还是解释道,“英国内战更多地是由于驾驶员的过错,而不是机械失修而造成的”。作者认为,对这次“大叛乱”的回溯,不必早于查理一世即位的1625年。至1637年,查理一世的权力达到顶峰,预算收支尚可维持平衡,社会政策也行之有效,“臣民对国王的忠顺程度,前所未有”。此后,国王犯了一系列的决策错误,比如,“本应该避免投入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”,却在1639-1640年两次筹划入侵苏格兰。1640-1642年,某些议员激进地解释宪法,莫里尔认为,宪政争论是极为有限的,多数人并不关心,而且由于皮姆的过激行为,有些议员已经转向支持国王的立场。也就是说,在1642年的英国社会,占主导地位的,依然是和平立场,或是中立态度。莫里尔认为:宗教是内战的根本原因,“正当大多数人惶惶不安地谋求妥协时,少数人却在热情地为了宗教而进行武装战争”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他的《英国内战的宗教背景》。

视线放短,转向宫廷内部斗争、政府职能以及外部战争等,这无可厚非。但必须承认,别的视角,也自有道理。十七世纪的亲历者们已经开始多角度地研究内战了。克拉伦敦伯爵认为,“大叛乱”是短期、偶然性因素导致的,霍布斯则从思想意识角度来解释,而哈林顿断言,内战源于政治结构未能适应新的经济现实。眼下,印刷品、手稿、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,大大拓宽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,哪怕旧话题,也可以在新语境和新方法中加以重新讨论。

十八世纪的英国历史,非常复杂,朗福德的点评,精准到位。不妨举两个例子。乔治三世和首相布特,对前朝的辉格党家族怀有“个人仇恨”,故将纽卡斯尔等驱逐出政府。可这位来自苏格兰的首相,面对劲敌的反攻,居然匆匆退居幕后,结果授人以柄,造成此后二十年复杂多变的政治模式。这些分析,依稀可见纳米尔(Sir Lewis Namier)的影子,但朗福德又能放宽视野、更进一步。关于“威尔克斯事件”的历史意义,他指出,老辉格党人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来报复乔治三世,包括煽引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“群众运动”,但是“如果没有统治阶级中极有名望人物的配合,与威尔克斯有关的民众动乱,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”。

十八世纪部分,如果由两个学者撰写,将会更加精彩。克拉克(J. C. D. Clark)在《英国社会:1660-1832》一书中指出,漫长的十八世纪,英国依然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农业社会,保王思想占优势,国教占主导地位,一群享有特权的土地贵族,牢牢地把持着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命脉。此时的英国,同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无甚区别,都处在“旧制度”的统治下。以朗福德为首的历史学家则指出,尽管英国社会由贵族、国王和教会来把控,毕竟“光荣革命”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,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,英国国教的地位,也绝非不可撼动,至少它要同各种各样不从国教的思潮抗争和对话。斯图加特商业、金融和工业的蓬勃发展,创造了巨额的财富,这些必然要改变原来的等级制度,社会的流动性变大,中产阶级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。

克拉克代表了当下学界对“世俗化进程”的挑战。“旧制度”本来专指大革命前的法国。宽泛地加以解释,它既指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,也包括近代以来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。这样看,它和朗福德笔下的“中产阶级的崛起”也不冲突。其实两者的结合,已经融入贝利(C.A. Bayly)的《现代世界的形成,1780-1914》(2004)中。贝利在第一部分论述“旧制度”向“现代性”的过渡,同时也分析“世界范围内的温文尔雅的经商之民”。当下有关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研究,民族史、帝国史和全球史之间的界限,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
在《牛津英国史》各章中,写作最为枝蔓的,要算十九世纪的上半部分,也就是,第八章:“革命与法治,1789-1851年”。作者哈维(Christopher Harvie)先来了一番史论:“法治”这样的传统,可以消解工业革命引发的后果,尤其化解那些创建新政治制度的企图;它还能“收编”或者“融合”各类社会团体(“融合”是最后一节的标题)。此处的“法治”,主要指一套创建高效政府的思想体系,它原产于苏格兰。如果作者能够比较紧密地扣住这个线索,全文就会更紧凑连贯。毕竟,政府改革是十九世纪的重头戏。1834年成立中央济贫法委员会;1839年组建枢密院教育委员会;1849年,管理消费税、印花税和赋税的三个委员会,被并入国内税务委员会;更不必说那个还要对出生、死亡和婚姻等进行调查的内务部,甚至作者开篇提及的“国家地形测量局”,这些机构统统属于近来史学家所关注的“政府管理的科学”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在十九世纪的后半部分(也就是第九章:“自由的年代,1851-1914年”),作者马修(H. C. G. Matthew)依然是在政府革新的框架下来撰写的。他所用的章节标题十分醒目,“新的国家观念”(“国家”的原文是state,也可以译作“政府”),“新旧自由主义”、“关税改革”等等。

在1984年的序言中,摩根对英国民众“浓厚的爱国主义”信心满满。在后来的修订版中,他不得不承认,英国民族特性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,已经变得相当脆弱。“走向千禧年”一节写道,“从某种意义上讲,布莱尔代替了戴安娜王妃的位置”。布莱尔曾三次出任首相,在工党历史上绝无仅有。不过,2009年版的“跋”中,已有谶音:工党的第三次大选“虽胜,却犹如失败”。2010年大选,工党丢掉了议会多数。

借助对历史的记忆来传承民族精神,这是《牛津英国史》旧序和新跋的期盼。布莱尔的接班人布朗,不仅是能干的理财家,还是个历史学博士,摩根殷切希望,他的领导将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。其实,那个“不太循规蹈矩”(maverick)的保守党人约翰逊,也曾是历史专业的学生,2008年当选伦敦市市长,摩根为之叹息不已。眼下,约翰逊已经领导英国“脱欧”,摩根一定不愿意看到,苏格兰因此而再来一次“脱英”公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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